“走出去”是我国产业园区发展加快国际化、融合化的重要表现。园区“走出去”最早始于1998年福建省华侨实业集团在古巴建立加工贸易区，目前已有18年的发展历程，在海外建设的园区已经达到118家，涉及近50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告认为，基于国家区域发展大的战略方向，围绕园区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可以进一步探索“走出去”的类型和路径，将产业园区作为中国未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载体之一。

园区“走出去”具有广阔前景

园区“走出去”指的是我国在海外建立产业园区，承建方为政府、企业、产业园区等主体，通过中国的企业或园区在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平台式海外转移，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空间合理拓展。

实施园区“走出去”，对于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方面，面对新一轮全球发展，通过在海外建设产业园区，可以有力地发挥规模效应，节约单个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软环境营造、采购谈判等方面的投入，并促进资本向“一带一路”各国输出；

在政治方面，“走出去”园区能够承载起作为与沿线国家交往平台的角色，同时建立政府、协会、园区、企业“二地四方”的合作关系，基于社会民间力量改善政治形象，促进区域共赢；

在文化方面，园区“走出去”有助于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展现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同时加强东方管理理念的应用推广，推动东方管理文化与当地经营实践的融合共生；

在安全方面，园区“走出去”将保障我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安全，在不涉及领土、货币主权问题的情况下，切实降低人身安全风险、纠纷风险、法律风险，改变单个企业在国外陌生环境中单打独斗的局面。

园区“走出去”的途径

按照输出资源的不同，在海外建立园区的途径可以依据资本、人才、管理、平台等不同的输出内容区分为四种类型，并在现实案例中体现出各自的导向和作用。

资本走出去，即建立海外园区的过程中，在前期勘测、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等环节进行资本投入，有效发挥资金杠杆作用。中国产业园区特别是发展成效显著的国家级园区，目前在资金、设施等资本方面具有优势，应基于成本和市场因素，充分考虑以优势资本引导并驱动园区的国际化合作，撬动并实现我国企业、园区在短期内“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建设产业园区。

具体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以资本引导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导入，二是以资本推动对发达地区的产业链配套。例如，通过资本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取“销地产”的方式，避免高昂进口关税，开辟当地市场。

人才走出去，即向海外园区派驻富有经验的建设者、管理者、运营者，并吸引全世界的优秀创新创业人才。当前，园区发展的目标已经不是以产品生产为主，而是更加重视创意生产；也不再以经济体量为唯一衡量标准，而是注重引进和集聚当地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人才，并由此引进风险资本。例如，硅谷集中了数以百万计的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其流出的人才和资本催生了世界各国的类硅谷园区。在我国，中关村、张江、深圳等园区初步形成了创新人才集聚、风险资本活跃的基础条件，可以在人才走出去的过程中，推动产业园区的国际化。

管理走出去，即国际化进程中的优秀园区，通过提供科学和先进的管理方案与规划模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全面指导，帮助当地园区快速发展壮大。这是专业化的单向“走出去”，主要是面向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同时需要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我国苏州工业园区是管理走出去的成功典型案例，师承于“新加坡”模式——先给出目标愿景再细化实施，区域成片开发、功能明确，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共中心建设。就现实基础看，我国排名靠前的产业园区若要依靠管理走出去，需要重点加强管理经验的理论化、方案化和实施的本土化。

平台走出去，即由我国企业、社会组织与机构等组成“服务共同体”，面向在海外的产业园区，提供综合性配套服务，为走入“一带一路”各国的园区提供全方位的支撑，这也是产业园区国际化发展路径的高级阶段。德国是平台走出去的代表国家之一，其大量的工商团体，包括联邦层面的工商总会、中小企业联合会以及州层面的科隆商会、汉堡商会等，在全世界超过60个国家驻点，协助搜集信息、推动商贸发展、提供咨询服务、举办会展活动等，为当地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园区“走出去”历程、现状与面临问题

与产业园区发展类似，园区“走出去”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优势企业自主海外探索阶段（1998年-2006年），上世纪末，中国外贸企业渐入佳境。为降低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企业开始探索将生产在国外本地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将中国的生产经营方式、产业链条和组织方式带到海外，并逐步建成了开发区。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福建省华侨实业集团在古巴建立加工贸易区。

——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在海外建立对外经贸合作区（2006年-2013年），2006年，为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商务部将推动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作为重点工程。对外经贸合作区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决策、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进行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以商业运作为基础，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的。标志性事件是建立了19个对外经贸合作区。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高层推动建立境外园区（2013年-），该阶段的特征为两国高层通过互访和政府合作框架来主导境外园区建设，形成规模和政策方面的独特优势。标志性事件是2013年建立了中马（关丹）产业园区。

根据商务部2015年统计数据，当前我国企业、园区在近50个国家自主投资建成、在建、拟建的合作区共118个，主要涉及加工制造、资源开发、农业开发和商贸物流等方面。按照运营架构的类型不同，报告组将“走出去”在海外建立的园区分为三类：

(1) 企业自主型。

即企业自建自用园区，企业自行开展海外布局，建设工业园或研发基地，其主要目标是降低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该类园区一般规模较小。1999年，海尔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美国海尔工业园，投资3000万美元，占地45公顷。2015年，海尔美国计划扩大冰箱制造业务，投入7200万美元扩建现有工业园，将冰箱年生产能力提升到50万台。

(2) 企业自主+政府推动型。

即在国家统筹指导下，国内企业在境外建设或参与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种经济贸易合作区。2006年6月、2007年7月，商务部分两批公开招标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在15个国家确定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涉及非洲（7个）、东亚(7个)、俄罗斯（3个）和南美（2个）。截至2014年，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共投资10亿美元，创造产值超过150亿美元。据商务部初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70余个在建合作区项目，建区企业基础设施投资超过80亿美元，将带动入区企业投资近100亿美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可为当地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

(3) 政府参与+企业运营型。

即政府主导推进、企业承接运营的国家战略导向型海外园区，该类园区合作层面较高，建设规模较大。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积极规划海外园区建设。已实施的案例包括中马关丹产业园区、中白工业园区、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区、新疆农业海外园区、辽宁海外八大工业园区、广西中马“两国双园”园区等。这些园区合作层级较高，多为两国领导人签约建设而成，合作领域广阔，涉及产业转移、新业态培育和推广、科技创新等，并将进一步成为两国经贸外交的重要平台。

分析园区“走出去”现状，境外产业园区具有如下特点或问题：

与我国对外贸易投资的总体流向不相匹配。一方面，我国产业园区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尚未“登陆”；另一方面，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国家往往不是设立海外园区的国家。例如，2008 年我国有近八成的对外投资流入亚洲，其中新加坡、蒙古分别占据28.2%和6.5%，但却没有相应地在该区域建设海外园区。

海外投资总体收益率不高。海外园区投资和收益上具有“初期投资大，直接回收慢”的特点，加上我国产业发展本身与全球领先水平有一定差距，所以真正直接回报给开发企业的仅限于土地出租和出售、物业、公用设施开发、商业地产、区内企业服务等方面的收入。我国目前对境外合作区建设仅给予2~3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持和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贷款。

存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层面的风险。“走出去”园区的东道国大都为欠发达国家，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制度环境、信用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并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增加相应的风险，阻碍园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前进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