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浩：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首席专家，国家科技部、教育部、环保部评审专家。

1986年复旦大学任教，1990年破格晋升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2001年任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甄杰：2004年7月至2007年8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助理职务，2010年至今，任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叶江峰：2010年至今，安徽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任教，中国产业园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仲东亭：2011年8月至今，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展研究处担任主任科员职务，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朱国华：同济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主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成果名称：《中国100强产业园区持续发展指数报告（系列）》

任浩：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研究产业园区已经很多年，但是我们这个团队申报奖项是第一次，我们今天的获奖也是第一次，所以感到非常荣幸。在获奖之余我也感到，我们承接的这样一个奖项，实际反映了对中国近40年来产业园区的发展，从事产业园区发展的建设和研究者的褒奖。中国40年的产业发展具有中国模式，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我想一定是中国模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奖项实际是对这样一个事业的认可。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评委会对我们的肯定。我们也非常感谢国家主管园区的几个部门，科技部、商务部、环保部和发改委，对我们长期以来的数据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同时也非常感谢每次发布指数时，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关注和宣传，对此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根据典礼的安排，获奖者致辞，利用这个机会主要讲两方面的想法：一，先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产业园区；二，我们迄今为止研究了哪些方面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产业园区？就这个问题我提供一个数据，关于中国产业园区的作用，一般有四个：经济、创新、改革的释放、开放的释放性作用等等，仅仅以经济作用来看，仅仅以365个国家级的经开区和高新区少部分的样本来看，他们对经济的贡献是GDP产值占到了全国的20%，工业总产值贡献占到了30%，税收占到了全国的20%，如果还有出口创汇的话占到40%，这是2016年。我们还没有包括省下面的地级园区的数字，如果包括不同等级的园区，我想贡献度会更大。

这么大一个群体值得我们去研究，但是现在园区又碰到了一些困难，过去那些成功的方式，经济新常态下已经难以维继了，要重新定位。比如过去以招商为主，现在是招商和月商（音）并举的方向，新常态下，他的愿景是什么，模式是什么，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相比公共政府管理来讲，有公共管理细心研究，相比企业来讲，企业的管理有工商管理学去研究，可是如此庞大的对象，产业园区没有相应的学科去研究，目前仅仅是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中研究，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研究方法和视角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

我们想，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如何着眼于未来，着眼于科学，着眼于系统的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是本着这样一个思考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根据评奖的时间范围，从2013—2016年，对这四年当中的研究产业园区的情况，我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在这期间，我们主要是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2014年的时候，我们主要研究了中国产业园区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知道评价指标体系实际上是引导产业园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切除点。评价可以起到引导作用，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做了两方面的思考：一是我们把这样一个评价指数报告定义为既没有用发展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认为发展在这30多年当中被人家过度的理解为经济的发展。我们也没有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因为园区可持续发展概念容易让大家理解为按绿色的发展。而我们要解决的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最后定义是用持续发展，包括经济与技术，经济与社会等，结合下面的内部合作、外部合作相结合的方面，综合起来的一个长期发展问题。因此，根据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对园区的评价做过五位体系来设计，包括经济发展、创新发展、产业合作以及我们看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

我们通过五位体系的设计来引导园区要跳出经济，要把经济和技术的结合、经济与社会的结合，特别是强调园区内部的融合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是我们在2013年时对这个问题做的思考和发布。

2014年的时候，正好是国家级产业园区成立30年，所以我们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对中国产业园区在201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统的回顾。我们对当时30年来所有国家有关部门对园区有关的政策做了完整的梳理，我们也调查了很多的文献，调查了许多的人群，调研当中发现，我们试图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因素是持续的、普遍的决定了中国园区30年发展的驱动。经过研究发现，有这样三个因素：一是政策。我们的园区之所以比其他地方发展的好，优惠政策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二是行政化。园区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但是经常起到准政府性质。这样的行政化手段使得入住企业能够在园区中获得公共服务。三是园区的驱动因素可以看到，注重的是硬基础的建设，因为园区都是在城市的边远地区，在农业用地上建立的，如果在农业的不成熟的土地上建起来工业用地必须解决硬基础设施问题。我们看到这三个因素，不管什么园区，也不管这30年中哪一个时间段，都是普遍的长期的存在。问题是，面向未来，这三个元素还能不能继续下去？这是我们碰到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我们的环境变了，我们的任务也变了，能够决定未来园区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是什么？经过我们大量的研究，我们提出了新的三个驱动因素：一是制度。由政策转化为制度。我们会讲到宏观的、中央层面的制度是什么，区域性制度是什么，包括园区内部的管理制度。二是行政化向融合化方面转变，园区不仅解决招商的问题，招商以后园区之间的企业如何相互合作。三是硬基础相当环境的转变，这三个转变我们认为是面向未来的园区2.0，这是我们在2014年时提出的迈向园区2.0，用这样的理念引导园区的发展。

2015年我们展开了对园区融合化、国际化的研究。我们认为，在那一年国家提出关于发展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园区是如何结合来思考这个问题的，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园区为什么解决融合化的问题，对我们很多的园区管理者来讲，他们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招商，把企业堆积在园区里面，自然任务就完成了，在这里入住的企业自然就能够生存发展，这个观念一直约束着我们。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这样一种集聚仅仅是物理上的集聚，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把企业在园区里的物理集聚转化为化学集聚，园区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让入住在园区里的企业产生合作，产生内生的增长，而这一点，我们园区的管理者普遍是比较轻视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园区融合化问题，我们同时提出了五个园区融合化的层次，园区内的企业之间的融合，园区之间的融合，园区与产城的融合，园区与国际化的融合，园区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们进行的研究是，如何寻找园区发展的新动力，我们认为产环境是新动力。我们对软环境的概念做了重新的梳理，我们提出来软环境作为一个新的动力，对于我们国家三大战略的引导力，对于我们对外园区之间竞争的凝聚力和对企业进来招商的吸引力做了阐述，同时做了分类。这是我们这四年当中做的工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想以今天的获奖作为动力，我们将继续思考研究中国园区的法制体制机制问题，我们也在思考和研究中国园区创新生态系统的问题。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希望得到大家进一步的支持。今天是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十周年，也是同济大学110年的生日，借此机会，祝生日快乐。谢谢大家。

选自《大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