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2日——13日,“2016中国民间商会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专家委员会、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浙江省工商联(浙江省商会)、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共同主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承办,浙江省桐乡市工商联协办。来自全国从事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专家学者、民政及工商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优秀行业协会商会代表等150余人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供给侧改革中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为主题,从供给侧改革中的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与行业发展、职能转移中的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实践等角度开展讨论。
中国民间商会论坛活动始于2001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发起。论坛每年选择一个主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商会协会工作者和相关党政部门领导展开深入讨论。自2013年起,该论坛永久性落户浙江,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有关单位、机构承办。遵照总顾问吴敬琏教授建议,从本届论坛开始不设开幕式,直接进入主题研讨。
第一场讨论会: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讨论会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李子彬,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王忠明,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浦文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吴结兵,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等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李子彬作了题为“供给侧改革中行业协会商会自身的改革转型之路”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在国内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功能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挥企业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二是履行会员企业和非会员企业在融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服务作用;三是发挥行业统计、行业标准制定、行业新技术推动等功能。但当前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仍存在许多不足,与国外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功能与水平尚有距离,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业协会商会成员的素质不高,另一方面在于政府过于强大,将所有事抓在手中。李子彬会长认为要提高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功能与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王忠明作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商会建设”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改革的目的要立足于发展,因而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讲“去去去”,更要讲“来来来”。商会建设同样在加强“供给”之列,这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所决定的。王忠明会长还指出,商会建设的关键在于要有想象力,对未来的时代要有想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商会时代”,商会时代是“供给”商会和商会供给的融合。最后,他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闪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结束主题报告。
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浦文昌作了题为“行业协会商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中的独特优势”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行业协会商会是保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公共品的重要支持者、政府关系良性互动的沟通者、市场失灵的弥补者、创新活动的促进者、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参与者。他强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业协会商会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对我们有重要启示:要切实加强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行业协会商会面对双重挑战困境要以奉献精神去为会员创造价值;应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从本行业本地区的实际出发,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并切实执行等。浦文昌所长同时指出,应创新行业协会商会制度和运行机制,增强发挥独特优势的能力和活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吴结兵教授作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协会商会作用”的主题报告。他论述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研究行业协会商会职能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深圳钟表行业协会、桐庐县针织行业技术研发中心等相关案例进行具体阐释。吴教授指出,行业协会商会在激发企业家精神、扩大有效供给,推动行业自律、化解过剩产能,承接政府职能转移、重构政府市场关系等三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手明确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定位、完善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结构并加强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运行。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教授作了题为“社群机制和产业政策”的主题报告。超越当前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关于产业政策方面的争论,他提出了第三道路,即自由市场环境下的“有限的有为政府”。他认为产业政策废除论可以废除,新自由主义依然弥足珍贵;产业政策是否有用,并非伪命题,厘清产业政策的边界依然重要。顾昕教授强调,应当摒弃行政主导型的“挑选赢家论”,政府角色应当从领航员转变为服务生。产业政策的善治至关重要;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相互融合;有限有为政府之道在于增强市场、增强社会。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应限于以下方面:培育市场机制、发展社会治理走向去行政化、将更多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社会。第三条道路不应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应当发挥社群机制的重要作用。
第二场讨论会:供给侧改革中的行业协会商会
11月12日上午10:20,论坛开始了主题为“供给侧改革中的行业协会商会”的第二场研讨会,本场讨论会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教授主持。浙江省民政厅党组成员江宇副厅长、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俊教授、温州大学商学院张建民副教授以及挪威奥斯陆大学博士后沈永东研究员先后进行了报告。
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江宇作了题为“浙江省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基本思路与做法”的报告。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共同推动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随后他具体阐述了浙江省近十年来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的实践道路。由于各个行业协会商会的情况千差万别,部分已经市场化,部分仍依托着行政机关生存,去行政化之路任重道远。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教授发表了题为“行业协会商会职能与市场监管体系”的报告。徐教授从现实中的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三者重合的趋势,阐述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监管逻辑的理论可能性,然后他从政府监管失效、市场失灵和行业协会商会的优势三方面解释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监管的现实可能性。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俊作了题为“政策压力、资源依赖与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以温州商会为例”的报告。周教授认为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外部因素有制度环境和政府干预,内部因素有行业特征、组织凝聚力、收入多样性、组织规范性等因素。通过对温州商会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她得出了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同形主要是政策压力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行业协会商会对政府存在一定的资源依赖性。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建民发表了题为“自愿性环境治理及行业协会的作用”的报告。在论述了自愿性环境治理发展的国内外背景基础上,通过对“负责任的关爱”项目、“污染治理自查自纠宣传队”项目、“气候变化协议”和“降低能耗长期协议”四个具体案例的分析,张教授认为国家体制特征对行业协会在自愿性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指出,激励和监督机制在自愿性环境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挪威奥斯陆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沈永东作了题为“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研究报告,他指出当前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国家与社会相互策略性调适的结果,具有国家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双重逻辑。调适性合作只是国家与社会动态调整关系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而非终结,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方向是开放的。
第三场讨论会:行业协会商会与行业发展
11月12日下午2:00,论坛开始了主题为“行业协会商会与行业发展”的第三场讨论会,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郑成林教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国华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纪莺莺、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高俊杰以及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宋晓清分别发表了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作了题为“行业自律优先:规范促进新兴行业的发展”的报告。基于美国早期证券行业自律的经验,他认为行业自律、民间立法、民间秩序相对于公共立法、公共秩序,能够更好地促进、规范和引导新兴行业健康持续发展。他指出了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兼顾企业利益、行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国华教授作了题为“中国产业联盟建设研究:‘一带一路’视角”的报告。他认为产业联盟发展的动因包括分担研发成本、减少风险、技术资源能力分享、构建统一标准和实现规模经济这五个方面,同时指出“一带一路”能为产业联盟建设打造有利发展条件,发展产业联盟也能创“一带一路”联盟新格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纪莺莺作了题为“转型期国家与行业协会多元关系研究——一种组织分析的视角”的报告。她认为政会关系不全是法团主义或者庇护主义的观点,也是非抗争性和多元分化的。她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的两个维度,即自主性与凝聚力,总结了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四种类型——合作型、对抗型、支配型和工具型。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高俊杰作了题为“公法视角下行业惩戒行为的实证研究”的报告。她认为,行业惩戒程序被遗漏是由于行业协会内法律工作人才缺失、立法无指引性规则、登记管理机关无政策性指引和行业协会自身的成熟程度有限,提出行业惩戒程序的建构应包括回避、听取陈述和申辩、听证、说明理由和送达。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宋晓清作了题为“‘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的生存危机与组织转型”的报告。他提出“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会面临的危机。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主题正从制度变革扩展到技术观念革新,行业协会商会要加快形成现代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体系,适应并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新的办会模式。
第四场讨论会:职能转移中的行业协会商会
11月12日下午4:00,论坛开始了第四场讨论会,由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教授主持。浙江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黄正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冯巨章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陈印静、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孜正、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晞以及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晓燕先后作了报告。
浙江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黄正强作了题为“浙江商会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的报告。他汇报了浙江商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探索与实践工作,其中详细介绍了浙江商会在服务企业中所做的工作。他也向大家展示了浙江全省各地市商会的发展以及智能转移中的成功经验,介绍了很多鲜活的个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冯巨章教授作了题为“合法性、商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的报告。他基于商会研究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结合与合法性的研究视角,分析了合法性机制下行业内企业间社会责任的交互影响,阐述了商会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的效应,总结了商会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的三种传导机制。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陈印静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政府职能向商会转移的实践逻辑”为题作了报告。她详细阐述了政府职能向商会转移的动力机制,区分了政府授权商会职能和政府向商会购买服务这两种政府职能向商会转移的实践模式。她同时提出了政府职能向商会转移的突破取向,其中包括政府主导培育商会、构建充分竞争机制和构建综合监管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孜正作了题为“重探历史现场、启发思想市场——民国无锡商会力量支持‘供给侧’之可能”的报告。他介绍了明末清初无锡商会的创办、使命与力量,提出了商会“思想市场”的重要性,认为当前商会人和研究商会者需要积极思考新常态之下所具有的新思想市场,尽快形成新经济下的商会“思想市场”。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晞以“海峡两岸行业协会的比较与合作”为题作了报告。她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探讨了海峡两岸行业协会战略合作的路径,分析了两岸行业协会的共生关系与战略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作路径。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晓燕发表了题为“民间工商社团的治理问题研究”的报告。她以阿拉善生态协会为例,分析了该协会的特性、功能定位、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指出了其治理机制之中存在的公开的冲突、理念和权力的冲突以及隐藏在价值观和机构利益表达背后的个性不和与权力之争。她同时指出社会各种组织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划定安全范围。
第五场讨论会: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实践Ⅰ
11月13日上午8:30,论坛开始了主题为“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实践Ⅰ”的第五场讨论会,由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浦文昌担任主持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一处处长刘晓贵、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孙景明、上海联盟行业协会服务中心主任、上海浦江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研究院副理事长吴洁民、江苏省工商联调研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吴跃农、桐乡市政协副书记及工商联主席陈炳荣、江苏南通市工会商联副主席葛鸣珏及天台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郑志兵先后分享了他们的工作经验和看法。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一处处长刘晓贵发表了题为“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政策及进展情况介绍”的报告。他从脱钩改革背景、脱钩改革整体安排以及脱钩改革进展三个方面介绍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问题。他强调虽然目前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仍存在问题需要克服。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孙景明作了题为“深圳市行业协会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介绍了深圳市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情况。在推进改革时,深圳市始终强调行业协会在推动公共服务、产业更新换代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行业协会商会改革中,深圳市有两个做法值得借鉴:制度创新与职能转移。上海联盟行业协会服务中心主任、上海浦江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研究院副理事长吴洁民以“供给侧改革中行业协会商会自身的改革转型发展”为题作了报告。他从工作中汲取经验,将重点放在对行业内部关系的探索和思考上。他指出行业协会商会存在瓶颈,并认为可以通过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力度,自主创新,法人制度,提高人员基本素质入手解决问题。江苏省工商联调研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吴跃农发表了题为“工商联与行业商会的关系定位研究”的报告,探讨了新形势下工商联和行业协会的关系定位。在去行政化背景下,工商联通过吸纳会员,政治思想教育,充当非公有制经济和政府桥梁,维护有序政治参与的四个方面与行业协会保持互动。桐乡市政协副书记,工商联主席陈炳荣作了“基层民间商会的发育、治理现状和管理探索——以桐乡市为例”的报告。他首先介绍桐乡市的民间商会发展五个现状,并从管理机制上介绍当前桐乡的管理创新。针对桐乡商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提出了健全管理机制、优化商会布局、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培育机制、强化监督管理等措施。江苏南通市工会商联副主席葛鸣珏作了“关于更好发挥商会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思考”的报告。她指出发挥商会在社会治理中作用时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顺应改革,认清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意义;第二,找准定位,探索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第三,凝聚共识,挖掘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潜力。同时她又提出了“1+4”模式,为行业协会的下一步发展做出倡议。天台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郑志兵作了题为“浙江省天台县行业协会改革的效应与问题”的报告。他介绍了天台县工业行业协会改革的主要做法,并阐述了天台县工业行业协会改革的主要措施。同时,他也提出了天台县工业行业协会改革的瓶颈。
第六场讨论会: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实践Ⅱ
11月13日上午10:20,论坛举行了主题为“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实践Ⅱ”的第六场讨论会,由温州市工商联副主席赵文冕担任主持人。程瑞华、浙江省江苏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书豪以及甘肃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甘肃省江苏商会副会长李勇先后作了报告。
总结与闭幕式
六场讨论会结束后,论坛举行了总结与闭幕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对本届论坛进行了总结。郁建兴教授指出,供给侧改革中,如何推动创新在市场机制中产生,在政府机制中产生,在社会机制中产生,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所在。郁建兴教授认为,与会嘉宾发表的关于去行政化和强化行业协会要素的重要性、行业协会在“互联网+”时代的挑战与出路等观点,是对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推进,而问题的解决要在有条件约束的情况加以考虑,问题的提出要遵循时代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应该尝试用想象力展望全局。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市场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让市场去提供;社会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让社会去提供。这是哥白尼式的观念进步。以前我们至多认为,市场、社会是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机制。如今,政府变成了市场和社会做不到、做不了的事情的补充机制。政府不能包揽社会事务,而且要有阶段性、动态性,适时创造条件,适时退出,鼓励各种社会力量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化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作用,在今天意味着要把1990年代“找市场而不找市长”的口号扩大到“找会长而不找市长”。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在内的社会机制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