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5年12月3日，“2015（第三届）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在上海陆家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以融合化与国际化为主题，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为园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启示。在此回顾整理有关园区国际化的专题内容，供大家参考。

一、园区国际化的内涵及内容

园区国际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引进来”和“走出去”。“引进来”指国内园区引进国外的资金、项目和人才经验等，园区“走出去”指的是我国在海外设立产业园区，通过中国的企业或者园区在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平台式海外转移，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空间的合理拓展。“走出去”是我国产业园区加快国际化、融合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基于国家区域发展大的战略方向要求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围绕园区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我们认为园区“走出去”是本次论坛国际化主题中需要探讨的主要方向。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认为，园区“走出去”是以中国优秀企业、优秀产业园区为重要主体，在政府推动、协会协调的发展机制下，通过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多种合作模式，建立以园区为载体的国际化合作平台，推动园区形成产业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的持续发展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 资本走出去：建立海外园区的过程中，在前期勘测、开发建设等环节进行资本投入，有效发挥资金杠杆作用。一是以资本引导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导入，二是以资本推动对发达地区的产业链配套。

2. 人才走出去：向海外园区派驻富有经验的建设者、管理者、运营者，并吸引全世界的优秀创新创业人才。

3. 管理走出去：国际化进程中的优秀园区，通过提供科学和先进的管理方案与规划模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全面指导。

4. 平台走出去：由企业、园区投资、运营和服务组织与机构等组成“服务共同体”，面向海外产业园区，提供综合性配套服务，为走入“一带一路”各国的园区提供全方位支撑。

二、园区国际化的必要性及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园区国际化、园区走出去已成必然。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常务副主任高朴在论坛中对其必要性进行如下阐述。

首先是大环境，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非常大，不能不变；其次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到新阶段，单纯的引进来已经吃不香，必须走出去；第三是中国的环境保护压力，现在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第四是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会。另外，互联网的发展，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一次技术革命——很多企业都能够亲身地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认为园区“走出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1. 经济方面：面对新一轮全球发展，通过在海外建设产业园区，可以有力地发挥规模效应，获得投入和政策的规模经济优势。

2. 政治方面：“走出去”园区能够承载起作为与沿线国家交往平台的角色，同时建立政府、协会、园区、企业“二地四方”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改善与东国合作共赢的政治形象。

3. 文化方面：园区国际化将扩大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软实力，同时加强东方管理理念的应用推广，推动东方管理文化与当地经营实践的融合共生。

4. 安全方面：园区“走出去”将保障我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安全，在不涉及领土、货币主权问题的情况下，切实降低人身安全风险、纠纷风险、法律风险，改善单个企业在国外陌生环境中胆大独斗的局面。

三、园区国际化的风险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对园区国际化的风险总结如下。

1. 政治风险：包括民族主义、国有化、政府违约、战争与内乱等风险。

2. 市场风险：包括价格、利率、汇率、税率风险等。

3. 经营风险：包括跨国并购、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环保、国际贸易、管理整合风险等。

4. 制度风险：包括缺少制度经验、进入限制、产业政策风险等。

此外，在本次论坛上，国家环境保护部督查室副主任刘斌提出了以往在园区国际化进程中未被深刻认识到的威胁——走出去的环境风险，并认为环境风险现已成为继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后最大的海外走出去的风险。今年国家环保部印发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方案，在前期工作中对环境风险的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沿岸国家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多样性丰富，意味着开发建设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其次社会环境风险复杂性高、问题突出，如在资源环境类项目中往往会牵扯到党派或者宗派的多方利益纠葛，且企业对生态环境问题缺乏手段和措施，也缺乏意识；第三个方面是沿岸国家环境治理能力较为薄弱，造成其环境监管能力差的假象，使企业易产生侥幸心理而导致损失。

五、园区国际化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吴维海在论坛中表示，中国的园区包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能力普遍较弱，产业园管理水平不高、积累不够，不少园区管委会、运营公司和骨干企业缺少国际化战略、人才和市场，忽视了国际市场。目前园区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盲目走出去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认为，园区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的生命周期。园区内企业的生命周期到了什么时候、发展到了什么阶段都需要精准的研究。我们应该避免盲目的“一带一路”或者盲目地输出，园区走出去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链、需要什么样的环境、需要什么样的人文、金融等各个体系，这些都是在决定是否走出去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2、需求不匹配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在嘉宾对话中讲到，在考察走访了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后，发现各个国家产业园区走出去的环境和政策存在巨大差距，对于园区合作的需求点也完全不同。园区走出去，企业走出去，许多园区和企业一方面可能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可能需要的是德国的技术、美国的资金，也可能是便宜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没有搞清楚对方的需求是什么，往外输出时到底输出什么，输出后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区管理处李志远处长也提到，我们园区走出去的时候，对当地文化、制度等缺少必要了解，对当地发展需求研究不多。目前来看，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低端产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无法代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水平。

3、过度依赖政府

科技部高新司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王光辉认为，在园区国际化过程中，中国高新园区经过多年发展，却依旧离不开政府优势的推动，大量的园区都依靠着管委会管理，依靠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如果要走出国门，如何适应市场化因素、如何采用市场化的机制，以及相关的制度例如货币制度、通关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4、国际合作方式单一，缺乏持续性

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区管理处李志远处长在演讲中讲到，目前国际合作距离国家“一带一路”的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同时现在跟国外的合作更多还是从引进来的角度来考虑，真正走出去，特别是优势产业真正的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还比较少。而且我们搞了很多建设和国际合作，但多数是政府间签署了协议，之后真正到落实、取得成效的不是特别明显，很多都还停留在签协议或者简单的人员往来，并没有实际项目的支撑，有些虎头蛇尾。

六、园区国际化的对策与路径

园区国际化发展对策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层面

（1）配套法律政策，提供战略指导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吴维海认为，国家和各部委对企业和园区走出去的支撑需要整体规划，避免出去之后国内政策不清晰，国外政策研究不透的情况，本地化就业和其他方面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国资委考核导向上的不配套导致了许多问题。

中国出口商品企业协会会长冯郑州认为，走出去需要规避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尤其在现在国际经济环境愈加复杂的情况下，政府层面应通过国家战略的制定，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战略指导；另外，除了规避政治、经济的双向风险，还需要完成金融和经济的双向驱动，实施产业引领。

（2）转变合作理念，注重利益共享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吴维海提出，我们的理念要由原来简单的资源猎取转变为产品供应，注重利益共享。比如在沿线国家更多地支持项目双方的互动，包括本地化、资源利用上的生态保护及其他当地公益活动的支持等。

（3）完善相关机制，促进公平合作

任浩教授认为，园区走出去，政府方面应当健全相应的机制，比如政府间合作沟通机制、境外投资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吴维海总监也在嘉宾对话中提到目前在非洲和亚洲，都出现了许多负面声音，一些好的项目被纳入“一带一路”之后希望得到中国的“扶持”，却背离了市场化、公平的合作，这就是机制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2、园区层面

（1）明确自身国际化需求与目的

科技部高新司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王光辉认为在走出去之前，园区需要了解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国际化目的。根据目的的不同，园区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走不同的路。如果是希望推进自身更快地发展，一定要瞄准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科技更先进、人力资源素质更高、信息咨询发展得更快，比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如果国际化的目的是互惠互利，则可以考虑走出去到其他国家，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实现供需的充分对接，将相应的产能和技术进行转移。

（2）研究对方合作需求与需求匹配

如上文提到，目前园区走出去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与对方的需求不匹配。园区在走出去之前，往往对合作方的需求没有或者不能进行准确的研究和理解，导致走出去的效果并不如预期。因此，在园区层面，应该确保我们提供的是对方想要的、对方提供的也正是我们缺少的，完成需求的精确匹配。

（3）探索创新园区国际化模式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常务副主任高朴通过园区管理实践，为园区走出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也通过这一实例体现了政府和园区等层面如何通力合作、构建多层面的风险抵御机制，促进创新和园区的国际化。高朴在论坛中表示，在政府层面，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建立了理事会和相应的互动机制，以解决政府推动层面反映的问题，减少了误判和风险；在园区层面，构建两国双园，为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及东盟地区的发展搭建了平台，建立了联合招商机制、沟通会晤机制，同时在马来西亚成立了办事处，便于在机制和政策方面做出沟通、减少风险。另外，园区不断积极探索政策创新，以加强对企业层面的支持，例如两国一减政策、产业落地服务和金融支持等。此外，高特别强调园区走出去的理念导向亟需转变，应从问题导向转变为优势导向。问题导向体现的是传统思维，如果坚持这一思维走不出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传统的问题，很难有所创新。因此园区一定要有优势导向的思维，发现并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从而解决具体问题。

对于园区“走出去”的实施路径，任浩教授在本次论坛中提出了四个“优先”。

第一，优先制定愿景规划。包括园区愿景、园区发展目标、发展的规划与实施等方面，应该规划先行。

第二，优先实践2.0模式，即走出去的园区应该有较高的驱动模式，从政策、行政化、硬基础的1.0版模式向制度、融合化、软环境的2.0版模式转变，制度是先导，融合化是手段，软环境是保障，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相互服务；同时通过这样的转变要实现园区的三种生态，第一种是产业生态，第二种是社会生态，第三种是自然生态。

第三，优先发展集约经营方式，三聚延续发展，即聚“核”——引入核心企业和主导产业、聚”链”——建立纵向产业链和横向服务链，聚“网”——打造一个综合性商业平台。

第四，优先实施预警防范的风险管理。宏观层面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健全相应的机制如政府间合作沟通机制、境外投资风险防控预警机制等。中观层面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作用，协助处理纠纷等事宜并加强海外企业和园区的投资保险。微观层面园区自身要事前做好全面的法律风险评估法律，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