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据市场主导、社团推动、政府发动三类基本园区管理体制，选取硅谷、索菲亚·安蒂波利斯、新竹科学工业园三个具有代表性、先进性的海内外园区，考察各园区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硅谷在由“追赶”转向“引领”过程中得助于美国校园民主化运动，索菲亚由“外部驱动”转向“内部驱动”中受益于法国“分权化”运动，新竹科学工业园由“外引主导”转向“自主创新”过程中受助于台湾社会民主化改革。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社会气质”的塑造是科技园区转型升级的内在精神与本质动力。

一、转型升级:科技园区面临的时代任务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科技园区建设取得巨大成绩，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越发凸显，并逐渐发展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关键节点。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等国家科技园区相继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更是标志着我国科技园区建设开启了中国特色的“试水”和“破冰”之旅。然而，由于高新技术快速更新的内在特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国际层级分布、科技园区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等因素，我国科技园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另外，随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深入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施以及政策红利时代的终结，科技园区面临着许多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调结构、促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作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的科技园区，“转型升级”已成为其合理存在及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科技园区新的历史使命。

从发展实践上看，目前我国大多数科技园区正在从“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转变，从“要素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从“试点试验”向“引领示范”转变，从“生产要素集聚”向“创新要素集聚”转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大陆地区科技园区属于“追赶型”园区，正处于“转型”的发生、发展阶段。而以美国硅谷、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我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等为代表的海内外著名科技园区发展较为成熟，在成长过程中已经成功实现了由“追赶”向“引领”、由“外部驱动”向“内部驱动”、由“外引主导”向“自主创新”的转型发展。因而，本文以具有海内外典型性、先进性、已经历过类似于我国科技园区目前转型发展阶段的园区作为具体对象，并按照“市场主导”、“社团推动”到“政府发动”的管理体制考察这些园区转型中的社会气质创新，并对创新的共性与差异进行比较，以揭示科技园区转型的深层次动力和内在精神。

二、社会气质:分层化社会技术的内核

美国著名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家理查德·Ｒ·尼尔森(ＲichardＲ.Nelson)在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发现，学者们赋予了“制度”过于多元化、随意性的概念基础，难以像解释“科学技术”(尼尔森称之为“物理技术”，physicaltechnologies)与经济增长的连贯关系那样形成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连贯分析，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解释与“制度”创新解释两条进路之间的割裂。为打破这种割裂，尼尔森将“制度”这一术语与被相关社会群体视为标准的“社会技术(socialtechnologies)”联结起来，由此，提出了“社会技术”的概念。尼尔森认为，经济活动的执行通常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对任何劳动分工意义相同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劳动分工以及分工之间的协调模式。前者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技术”，可称作“物理技术”;后者包含着人类行为的协调，可称为“社会技术”。“物理技术”也可称“硬技术”，是人类为了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用以改造、适应和控制自然的技巧、工具、规则，它是关于物的，依靠的是自然规律。

尼尔森有关社会技术的思想中，暗含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会技术。首先，“制度”属于社会技术的范畴，制度是标准化的、具有行动预期的社会技术。同时，产业商业模式对特定社会特定组织的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影响，是社会技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尼尔森认为社会技术具有文化共享性，需要一定的深层次的支撑结构，如特定的信仰体系、文化共识等。国内学者田鹏颖将社会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制度的社会技术”，另一类是“作为意志的社会技术”。其中，前者包括法律、政策、制度与章程等，与尼尔森论述中第一、第二层次的社会技术有类似之处;后者包括社会特定的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哲学理念、风俗习惯等，通常以“内省”、“慎独”的方式影响行动者的思想与行动，属于深层次的、隐含性的社会技术，与尼尔森认为的社会技术具有文化共享性、文化共识性有一定的类似之处。

可见，关于社会技术的相关研究和论述已经明确将政策、法律、法规等纳入社会技术的范畴之中，同时将产业商业模式等纳入社会技术内涵之中。对于文化、信仰、习俗等思想与精神层面的社会技术也有所隐含。本研究认为，那些更具隐含性、更具深刻性的“思想”与“精神”层面的社会因素，如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特征的社会气氛、社会精神等等，对社会行动者的影响，对特定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造作用更加根本、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因素更多的是对行动者“思想”与“精神”形成作用，构成行动者的“思想规则”，从而影响行动者的精神气质。这类因素对于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重要目标的科技园区来说尤为关键，对培育创新、创业“栖息地”的作用更为深远。本文将这类社会因素称之为“社会气质”。综合国内外学者有关“社会技术”的思想，本文将“社会技术”分为政策法规、产业商业模式与社会气质三个层次。

政策法规主要指公共权力部门制定发布的具有公共约束力的行动规则，包括激励性规则与限制性规则;产业商业模式，是指产业分工与协调模式，产业、企业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互动方式;社会气质，是具有特定属性的、稳定持久的社会风格，如民主化、自由化等等。政策法规、产业商业模式、社会气质三个层次的社会技术，对行动者“行为”的“硬性”约束力依次弱化，而对行动者“思想”与“精神”的渗透趋于增强。政策法规与产业商业模式主要是一种“行动规则”，是对相关行动者“行为”的约束性与激励性限定，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模式”，通过行动者的“行为”对外界产生作用。社会气质对行动者的“思想”与“精神”产生作用，形成或影响特定的“思想规则”与“精神气质”。政策法规与产业组织模式更趋“显性”，相对更易于“复制”与“转移”，易于传播学习;社会气质更趋“隐性”，不易“复制”与模仿。

三、校园自由民主化运动:硅谷园区转型的“社会气质”

美国硅谷(Silicon Valley)是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园区， 是市场主导型园区的代表。当代硅谷被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典范” 而享誉世界， 学术界与实践领域常常以“硅谷模式” 、 “硅谷气质 ” 、 “硅谷文化” 等形式对硅谷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然而， 硅谷并非一开始就获得今天的认可与荣誉， 20 世纪 60 年代， 世界上还没有“硅谷” 这个名称， 硅谷地区整体上与美国东部还存在较大差距。60 年代中后期开始， 硅谷形成了对美国中东部城市的 “追赶” ， 并逐步取而代之， 实现从“追赶” 到 “引领” 的战略角色转换， 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 “技术创新源头” 。此后， 硅谷的发展以“硅谷模式” 的形式在世界各国科技园区建设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中得以扩散。目前 ， “硅谷”已成为高新技术的代名词， 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象征。关于硅谷成功转型的原因有多种解释， 然而， 有一种更加隐性、 更加深刻的动力往往被人们忽略， 即硅谷转型前夕发生的以个性化、 自由化、民主化为核心思想的美国校园民主化运动。

由于长期遭受战争、 疾病、 吸毒、 种族歧视等各种社会问题， 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爆发了各种反主流文化、 反主流价值观、 反主流生活方式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几乎充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同样波及到大学校园， 从而引起了美国大学校园自由化、 民主化运动。超越现状、 破除陈规、 追求个性、 标新立异成为大学校园的新兴文化;敢于幻想、 勇于冒险、 追求刺激成为大学生的精神气质。这种校园文化与精神气质迎合了当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的新兴技术、 新兴产业的内在需求， 形成了美国追求创新、 鼓励创业的社会气氛。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因远离政治中心， 与加州政府的联结也较为有限， 在校园民主化、 自由化运动中显得更加特别。为了追赶东部大学， 促进学校的发展， 提高学校的社会名望， 斯坦福大学应用了明显区别于东部高校的发展策略。斯坦福大学面向市场， 与产业结合， 培育商业性技能， 以获取发展资源。因而， 斯坦福大学是一个 具 有 很 强 商 业 导 向 的 创 业 型 大 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采取的是以理论研究推动产业发展与以产业化带动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与东部高校及其他公立大学的差别使得斯坦福大学在60 年代开始的校园自由民主化运动中显得更加开放， 更具开拓精神。加之加利福尼亚州整体上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 造就了硅谷地区 60 年代以来极度活跃、 极具“叛逆” 精神与 “探索” 意识的社会气质。一方面， 当时的加州校园随时会出现学生占据学校办公大楼， 打砸甚至焚烧公共设施， 警察随之进入校园喷洒催泪瓦斯或使用水枪驱赶， 之后是暴乱的学生们四处逃窜;另一方面， 这些狂妄不羁的 “叛逆者” 们又非常热衷于当时的电子技术产品等新奇玩意， 对电子技术与产品的热爱达到痴迷的程度， 最为典型的包括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斯蒂夫·盖瑞·沃兹尼克， 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保罗·艾伦等。

尤其是当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MITS)的爱德华·罗伯茨于70 年代中期基于英特尔公司的最新发明8080 微处理器研制成世界上第一部个人计算机 — — —“牛郎星” 之后， 迅速激起了一场个人计算机的设计革命。以加州校园乔布斯、 沃兹尼克等为代表的年轻学生， 得知“牛郎星” 的消息后， 立即产生了对其进行改进， 设计自己的产品的念头。不仅如此， 凡是已经研制成功并得以发布的个人计算机品牌， 很快就会遭遇 “改头换面” 甚至被“历史遗弃” 的 “悲惨” 命运。出现一种新的电子产品，随之对其功能进行质疑， 并对其结构加以改进， 进而设计出替代产品， 成为这些年轻科学家们的一种 “追求” 与“时尚” 。“存在的即是不合理的” ，“存在的即是用来超越的” ， 主导了当时“叛逆者”们的思维。世界上第一部个人计算机 — — —“牛郎星” 推出两年之后， 市场上即出现 200 多个个人计算机品牌， 硅谷苹果公司研制的苹果一号、 苹果二号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60 年代以来校园自由民主化运动， 培养了年轻学生打破现状、 破除陈规的“冒险” 与“叛逆” 精神， 而一旦将这种精神移植到当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上， 就迅速成长为一股推动技术创新的强大力量。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 20 世纪 70 年代基于信息技术所形成的新“技术范式”主要是在美国建构起来的， 而其发源地一定程度上主要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当这种新的“技术范式” 走出加州， 走向与世界经济、 政治的融合时， 就具化为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70 年代早期开出的技术花朵， 则与 60 年代由美国校园文化发展出来的自由文化、 个人创新， 以及企业精神有关” ， 这种校园文化与传统的“谨小慎微” 的社会价值形成断层， 核心是对既有行为模式与事物状态的 “无止境” 地突破。硅谷 70 年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校园文化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呈现。

校园民主化运动促成的以个性化、 自由化、 民主化为核心思想的“社会气质” ， 成为推动硅谷转型发展更为本质的力量。有了这种“社会气质” ，硅谷不仅具备了科技园区发展之“形” ， 更是具备了园区发展之“神” ， 成为“神” 、 “形” 兼具的高科技园区。正是这种“社会气质” 的存在， 硅谷在经历几轮新技术形态的发展过程中， 始终能保持自身的领先优势， 一定程度上发挥“引领者” 的作用，成为众多新产业与新业态的“策源地” 。也正是这种独特的硅谷之“魂” 的存在，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政策学习与实践中， 在推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过程中， 只 “复制” 到硅谷之 “形” ， 而并未“领会” 到硅谷之 “神” 。

四 、 “分权化” 进程:索菲亚园区转型“社会气质” 的塑造

索菲亚·安蒂波里斯(Sophia Antipolis)位于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的尼斯城附近， 于 20 世纪 60年代末由私人发起， 经社团推动而创建。索菲亚体现出企业型政治家个人夙愿、 诸多行业协会俱乐部在园区发展中的作用， 是一种协作式的“社团治理” 模式。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索菲亚已发展为欧洲的“电信谷” ， 成为位列欧洲首位的战略高科技园区。索菲亚园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逐渐实现了由国外机构等外部力量主导的“外部驱动” 发展阶段向重点依赖发展本土机构的“内部驱动” 发展阶段的转型。与此同时， 园区创新生态逐步由地理汇集为特征的“地理临近” 转向更加重视互动与学习的“组织临近”。索菲亚的转型与法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分权化 ” 、 “多中心化” 改革密切相关。

法国是欧洲历史上单一政权的典范， 在经历了 18 世纪末期社会革命以后， 国家政权对市民社会高度渗透。长期的集权治理模式形成了法国社会资源分布不均等社会问题， 大量科研机构、 经费项目等创新资源集中分布在以巴黎为首的少数核心城市中。资源的过度不均引起法国公民与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20 世纪 70 年代末， 以“改变传统秩序 ” 、 “创造平等权利” 为重要执政纲领的左派势力全面掌控法国政权， 成为法国治理体制转型的分水岭。左派政权中的许多市政官员深受 60 年代末 “五月风暴” 思潮的影响， 秉持民主自由、 公民权利、 社会公平等执政信念与社会价值。主流意识形态与政策环境的变化成为法国 80 年代 “分权化” 与“多中心化” 社会变革的前奏。80 年代以来， 执政党— — —法国社会党开始推动一系列目标宏伟的社会变革， 其中 “分权化” 、 民主化是改革的重要目标。法国政府制定颁布了 《权力下放法案》 ， 不断强化经选举产生的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与市政代表的职责，以弱化国家委派官员的权力， 增强地方自治能力。

在整体政策环境的促动下， 法国 80 年代初至90 年代中期经历了明显的 “分权化” 历程。在这个过程中， 许多地区实现了郊区城市化， 同时形成“多中心化” 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分权化” 为背景的 “多中心化” ， 有着丰富的经济、 社会根源。首先是随着大都市区越来越突出的土地稀缺形成高昂的地价与房屋租金， 生产生活成本剧增。与此同时， 人口、 资源、 就业等过度集中形成大都市区严重的交通拥堵与城市污染， 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成为向外围地区发展， 拓展新的发展中心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 靠近机场、 高速公路的外围地带， 有着更优越的客运、 货运基础设施， 加之越来越多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从而提高了在获得劳动力与消费者方面的优势， 成为促进企业实体与居住人口向外围迁移与定居的因素之一。

“多中心化” 超越传统单一大都市区的发展模式而形成的新的区域与城市中心， 兼具都市外围与都市区的双重优势， 如外围较为低廉的地价与房租、较为流畅的交通， 都市中心的城市化经济、 面对面的互动交流等。基于分权的“多中心化” 不仅局限于法国， 在欧洲其他国家， 同样呈现出“多中心化” 的发展趋势与现状 。“多中心化” 是欧洲空间发展愿景(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的最核心概念之一。这些新生的经济中心分散了核心区的人口与资源， 与原有中心商务区形成了互补与促进的关系 。“单一中心” 向 “多中心” 空间结构的重建促发了多个中心商务区的形成。进而， 产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形成了以“FIＲE(finance，insurance，real estate)” 为代表的、 高度依赖于面对面(face- to- face)社会互动的产业部门活动。分权化的显著结果是 70% 的公共投资逐渐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通过分权化进程，法国实现了从欧洲最为集权的国家向权力分散国家的转变， 地方各级政府获得了新的能力与权力。

“分权化” 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基于 “分权化” 逐渐形成的“多中心化” 空间发展趋势， 为索菲亚园区创新系统转型发展形成多方面的优势。首先，为园区发展争取到平等的发展权与发展机会。“多中心化” 鼓励支持在主要核心城市以外形成新的经济科技中心， 从而便于索菲亚园区形成明确的发展目标与区域角色定位。其次 ， “分权化” 改革为索菲亚争取法国中央及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创新资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及有效路径。实际上， 索菲亚由一个科技经济贫瘠地发展到欧洲具有战略地位的高新区， 获得过来自法国中央及地方各级公共权力部门的多方面的支持， 包括大量中央研究机构分支部门在园区的设立与创建， 人才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置， 耗资巨大、 技术超前的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等等。索菲亚园区众多的科研机构与教育机构， 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国家农业研究所、 国家计算机科学与控制研究所、 尼斯 －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大学等都是在法国公共权力部门的支持下得以创建的。对于将索菲亚打造成为欧洲 “电信谷” 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的两项超前电信基础设施 — — —“地方性电信网络” 、 “先进通信国际中心” 更是得到公共权力部门的高度支持。更为关键的是 ， “分权化” 政治社会改革， 不断向经济、 教育、 文化等各个领域扩散渗透， 逐渐内化为一种自主、 平等、 民主的 “社会气质” ， 进而影响、 改变园区行动者思维方式与行动规则， 成为促进索菲亚园区创新系统转型的深层次动力。经过转型后的索菲亚园区已经发展成为位列欧洲首位的战略高新技术园区， 索菲亚及其所在的蓝色海岸地区已经成为法国继巴黎之后国际学校与学院最密集的地区， 并逐渐成长为新的区域性经济和社会中心。

五、社会民主化改革:新竹园区转型“社会气质” 的形塑

新竹科学工业园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是我国台湾地区第一个高科技园区， 承载着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任， 被认为是亚洲学习、 践行硅谷模式最为成功、 成长最快的高科技园区。管理体制上属于典型的政府发动型园区。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形成“一区六园” 空间发展模式， 在园区物理边界、 入园企业、 就业人员、 销售收入与产业类别等方面都经历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过程， 逐渐成为台湾地区高科技企业培育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园区创新系统。从系统主要功能、 系统要素的集聚与互动来看， 新竹园区表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0 世纪 80 年初代到 90 年代中的“外引主导”发展阶段， 90 年代中后期至今的“自主创新” 发展阶段。新竹园区的转型发展与台湾党禁、 报禁解除为基点的社会民主化改革以及随之逐渐形成的有助于创新、 创业的“社会气质” 密不可分， 这种因素一定程度上构成新竹园区具有本质意义的推动力量。

20 世纪 40 年代末， 国民党政权转移至台湾以后， 为了建立起在台湾岛的“合法性” 统治地位， 在政治与政党体制上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除民社党、 青年党等服务于国民党的个别政党外， 严格禁止新政党的创建。与此同时， 取缔、 关闭众多报馆报社， 限制民间机构办理报纸杂志， 实行严格的宣传管制政策。这些限制性措施的实施， 对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政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 长期的限制性政策也形成了僵硬、 保守的社会紧张气氛。随着自由民主化的整体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施行多年的限制政党组织与民间团体自由创建、 控制报纸期刊等社会传播媒体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遭致的社会抵制与民众反对也越来越强。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 台湾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后， 经济上取得较大进展， 国际交流与国际互动日趋频繁，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同时， 岛内长期遭受禁锢的思想逐渐松动， 中产阶级力量在悄然中不断增强。正如当时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所言，“时代变了 ” 、 “局势变了” 、 “潮流变了” ， 因而解除长期实施的对发展政党社团及民间传播媒体的严格限制， 推动台湾社会自由民主化改革， 对于当时的台湾势在必行。在岛内呼声与岛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 80 年代中期以后， 台湾相继取消了施行三十多年的对政党成立与报纸创办的限制性政策，并制定公布了 “人民团体组织法” 等一系列推动政治社会民主自由化改革的法律规定。

这些限制性措施取消以后， 台湾地区各种政党组织与社会团体纷纷成立 ， “人民团体组织法”尚处于讨论阶段， 就有二十多个政治团体宣布成立。与此同时， 多家民间报馆报社得以成立， 创设新报刊， 增加报纸版面， 丰富报纸讨论话题， 为台湾的自由讨论提供了勃勃生机。台湾 80 年代中后期， 以解除限制政党成立、 限制民间报纸创办为基点的社会民主化改革， 成为世界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 也成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的典型代表。台湾社会民主化变革， 尽管是迫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岛内现实发展要求， 但是这种变革却为台湾的社会发展扫除了重大障碍， 从根本上松动了僵化的社会氛围， 活跃了社会思维， 逐渐形成了自由、 民主、 互动的台湾“社会气质” 。这种自由民主、 互信团结恰恰构成台湾经济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 同时成为以新竹科学工业园为代表的台湾地区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的一种深层推动力量。

台湾政治社会民主化、 自由化进程， 对台湾经济、 产业、 科技发展的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直接意义是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政府与市场在台湾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地位， 优化了台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整体环境。随着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和持续， 逐渐减少了官办企业与党办企业(party-owned enterprises)对民办私人企业的排挤， 也逐步弱化了 “党属资本(Party Capital)” 对民间资本的打压， 从而为民间组织机构的成长提供了可能， 也为大量民办中小企业的创建发展扩大了成长空间。基于 “选票” 获得台湾治理权的政治选举活动促使竞争政党及主要治理者更加关注民间利益的发展。民间资本的集聚增长， 尤其是本土化私营中小企业的大量衍生， 是推动新竹科学工业园以及整个台湾地区由 “外引主导” 转向 “自主创新”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更为关键的是， 这一进程打破了台湾僵化、 保守、 压抑的社会气氛， 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成员与企业行动者的思维方式与行动规则， 逐渐形成对话、 合作、 交流、 互动的“社会气质” 。这种 “社会气质” 对于激发社会创新思维， 推动社会创新、 创业， 促进创新要素的交互以形成地方性的创新网络是极其关键的， 也成为新竹科学工业园90 年代中期转型发展的内在推动要素。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上述三类园区转型发展过程中， 以有助于创新、 创业为特征的“社会气质” 塑造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这体现在扩散的路径、 方式及其对园区转型渗透的广度与深刻性上。市场主导的硅谷， 校园自民主化运动是由青年学生“自下而上” 发起的，校园运动的许多参与者就是硅谷园区转型发展的直接参与者与推动者， 因而以直接、 快速的方式将创新、 创业精神带入硅谷， 将 “叛逆” 与 “创新” 品格植入硅谷。创新、 创业的“社会气质” 对园区物理技术创新的促进迅速、 直接， 对硅谷转型的推动作用迅速、 深刻。社团推动的索菲亚园区， 法国“分权化 ” 、 “多中心化” 改革本质上是由民间推动， 社团进行多次游说， 经过多轮博弈， 最终由法国中央政府确定实施的一场“上下互动” 的改革 。“分权化” 运动为索菲亚园区获得平等发展权及大量创新资源。然而， 园区转型推动者并非“分权化” 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基于“分权化” 形成的有助于创新、 创业的社会气质植入园区的周期相对较长， 对园区转型的推动作用相对间接。就新竹科学工业园来说， 台湾80 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民主化进程，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行为， 是“自上而下” 的变革。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是台湾地区的行政要员， 园区创新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是这场变革的“受动者” 。历史的惯性以及 “受动者” 与 “推动者” 的天然距离使得这场变革对新竹园区创新、 创业品格的塑造更为间接， 对园区转型过程的影响更为复杂。尽管存在上述差异， 市场主导的硅谷、 社团推动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 政府发动的新竹科学工业园三类园区转型发展的实践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 塑造破除陈规、 勇于探索、 敢于试错、 宽容失败的 “社会气质” ， 推动科技园区成为创新创业的 “栖息地” 。科技园区是以促进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为主要目标的特殊区域。海内外先进园区转型发展的实践说明， 社会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尤其是更加隐性、 更具深刻性的、 具有特定属性的“社会气质” 的塑造与渗透， 是科技园区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与内在动力。加之高新技术发展内在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 尤其需要塑造一种鼓励破除陈规、 自由探索、 勇于试错、 宽容失败的社会气质， 需要形成有利于创新、 创业的社会气质， 从而构成推动园区转型的精神与灵魂。

二、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园区建设， 将社会资源引入园区转型发展之中。科技园区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技术、 产业培育系统和区域发展引擎系统，同时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尽管科技园区能够通过自组织路径推动自身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 但科技园区时代功能的完成和国家政策工具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系统的支持与支撑。从本质上看， 科技园区转型发展所需摄入的物质、 能量、 信息等最终源自社会系统。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新常态下， 更需倚重社会大众与社会资源对园区转型发展的积极参与， 鼓励相关社会团体、专业协会乃至普通公众融入科技园区转型发展的实践过程， 组建并充分发挥民间智库在园区管理、规划及政策执行中的作用， 形成自下而上、 上下互动的发展新态势。

三、 探索服务型园区治理模式， 发挥政府资源对园区转型的引导作用。从园区创建与发展历程上看， 我国科技园区大多属于政府发动型园区， 政府对园区的运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园区经济规模与发展质量得到实质性提升阶段， 政府在园区转型发展中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同时， 当前全球政府治理方式、 科技创新模式、 经济发展结构等发生了深刻变革， 服务型政府成为政府治理的新理念， 服务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服务业构成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改进传统园区管理模式， 对政府行为进行与时俱进的功能定位， 探索新的服务型园区治理模式， 发挥政府对园区转型发展的服务与引导作用。

原文刊登于：《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1期，第146-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