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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智库激烈对撞,林毅夫等激辩中国崛起
来源: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 浏览次数:38 日期:2017/8/9  加入收藏

导言

上月20日,我们组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联合举办了“中国在世界崛起与中美关系”论坛。

与会者包括: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Walter Lohman)

美国卡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詹姆士.多恩(James A. Dorn)

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经济政策教授菲利普.史威格(Phillip L. Swagel)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Sun Zhe)

美国圣路易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文一(Wen Yi)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Dean Chang)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中国研究副总裁兼主任戴维·菲克尔斯坦(David M. Finkelstein)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研究项目高级副主席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等。

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佛讷博士(Edwin J. Feulner)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首席顾问于品海博士分别做开幕和闭幕致辞。

论坛审视了中美关系中的两个主要变动因素──经济和外交政策,聚焦于中国崛起为世界带来的发展局势,激荡出极为深入、激烈的对谈。本篇主要专注经济议题的讨论,下篇主要侧重于外交和军事政策。

我基本上原汁原味地将对话照搬上,以便大家能切实感受到两国的智库专家们的碰撞交锋,了解他们是如何观察、思考这些宏大的议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5年,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倡导并创立。

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保守派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华盛顿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对白宫、国会、两党特别是共和党的政策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

第一场讨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沃尔特·罗曼(WalterLohman  主持人、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我们从林毅夫博士开始这场讨论。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很荣幸来到传统基金会分享我对于中国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大家都知道,1979年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变革,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对在撒哈拉沙漠周边的非洲国家平均人均GDP有550美元。当时中国也是一个“内向发展”的国家,91%的生产活动跟全球经济没有关系。

    但是在1979年到去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年增长率是9.6%,我们没办法再找到一个国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经济成长率这么多,而平均贸易增长率每年15.4%,持续了37年之久。在这段期间,中国有超过7亿人口脱离贫困。还不仅于此。中国帮助1997年、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快速恢复。

    为什么其他的转型经济体总会遭遇经济崩溃、停滞期或被其他危机击倒,但中国却有能力在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中维持卓越成长?我认为是中国用更务实、双轨渐进方式,一边提供必要政府补助,给旧的大型国有企业以维持稳定,但也降低新产业门坎,让过去劳力密集产业、中国有比较优势产业,以及发展受限的产业转型,透过这样的方式维持稳定与多元经济发展。

    不只在工业方面,其他方面,例如外国直接投资领域(FDI)也进行改革。在转型期间,中国禁止资本账户中的资本流动,但降低了贸易账户的门坎。

    但是,显然中国也为运用这个方法付出了成本。这个成本就是经济的扭曲塑造了各种贪污和诈骗,与此同时这种扭曲也拉大收入不平衡的差距。

    所以,中国政策是要深化改革并且消除这些扭曲,中国政府在2014年采用这些实施深化改革的方法,并开始新的开创计划。其中之一是以上海作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自贸区的立意是在除去投资禁令,过去只有符合中国比较利益的企业才被鼓励投资,其他项目是禁止的。

    现在中国采用负面表列,除非那个企业跟国家安全有必要关系,否则任何在本区的投资都是被允许的,而且还会享受国民待遇。同时资本账户也会被放宽,资本流动能够自由进出。这就是2013年在上海实行的实验计划,并扩展到深圳、广东、福建。从这些地区开始,中国能够获取经验,这种资本账户、投资的完全自由化将被延伸到中国其他地方,届时中国就能成为功能健全的市场经济体。

    关于如今的“一带一路”,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贸易国,是中国倡议“一带一路”的原因,中国确实需要在全球共同体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并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试着扮演这个角色并非给予人道救援,而是试着找到帮助其他国家成长的方式来降低他们的贫穷,然而基础建设不足是大多数开发中国家最关键的限制,所以中国将基础建设视为一个“杠杆”来倡导它的新概念:关于全球的协同发展。而这对中国也是好的,因为若是中国想要持续成长,就需要扩张它的全球市场,而基础建设的连结是市场扩张的核心,中国有生产制造能力、基础建设能力,以及资金优势来做到这些。

    中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存底,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于买入美国债券,回报很低,如果基础建设做成的话,投资于基础建设的回报会比投资美国国债高很多。

    中国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是现在经济迅速增长,国内工资率上升很快,这个现象使中国在轻工业发展中成为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国家。而中国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轻工业工厂到其他低收入国家。

    我们都了解,相比于中国,位于“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国家GDP不到中国一半,而中国重新安置轻工业工厂将为这些低收入国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发展轻工业,让这些国家迈向工业化发展。当然,他们必定需要良好的基础建设,“一带一路”的计划,就是协助他们改善基础建设及把握推进工业化的机会。

    总结起来说,中国可以变得这么成功是因为中国很务实,可以根据自身状况调整发展战略,运用双轨思路维持稳定及迅速发展,为推进市场深化改革创造更优质的环境。在2030年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落实,将令中国更能稳定实行市场经济。此外,“一带一路”计划将使沿途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一样,获得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个会是一个好消息。  

    詹姆士·多恩(James A.Dorn  美国卡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林毅夫提到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是最重要且关键的元素,我会说制度化的基础建设才是发展中最重要的元素,比如法律、法治,透明的司法制度去保护人、财产和软件等。

    从1978以来,中国急遽地发展制度性的基础设施。这是一种透过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方式,结合实验性、市场导向、由官员、智库、或像林毅夫一样的学者意见指导,所以它不是任一典型,它两者(市场跟计划经济)都是。市场是需要制度的,你在没有私人财产的情况下是不能拥有利伯维尔场的。

    中国的确拥有大量的外汇存底,但这些积累的外汇存底基本上是用来保护货币,而最近他们也花费大量美元,用抑制美元的方式来提升货币。借着丢失外汇存底的方式,就像林毅夫提到的,他们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只要他们能在“一带一路”持续保有外汇存底在国库。只要这个系统足够稳定,汇率的定价机制也正常,中国就能从这样的安排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还可以运用那些钱做国内投资或重建经济结构,将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结构成长成消费导向的系统。我相信“一带一路”将会从中转移部分注意力。

    中国未如同美国一样在2008年进入金融危机,归功于他们的经济控制。但事实上,中国从1978年以来达成巨大的经济成长,并非是政府帮助人们脱离贫困,而是人们靠自己脱离贫困,政府则避免干涉太多,这很重要。

    在中国持续经济成长之下,建造一个透明的法制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里无关“一带一路”政策或基础建设,而是关乎保护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制透明问题。

    现在,中国宪法承认私有财产权利,但依然没有足以完整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系统,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缺乏信息流通的利伯维尔场,也就是缺乏像英国经济学家罗讷德·寇斯(Ronald Coase)所谓的自由言论市场(free market of idea)。你无法身处资本市场却忽略信息流通,像香港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这也是香港为何得以成为一个全球资本市场的原因,伦敦、纽约也是同样情况。

    因此,我相信将来中国必须要考虑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他们应该如何增强中国法治以及开放言论市场,藉此保障中国宪法所明文的权利。

    另外有个论点我必须提出,法律体系的透明化不仅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对人类发展来说也同样重要,人们应该要能够自由做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人们也必须要能够自由交换可能不受欢迎的言论。

    关于自由思想市场的例子,也说明了竞争何以重要。中国可以运用无形的手及有形的手,他们了解亚当.密斯,但在私有财产无法获得保护以及政府管控的市场之下,无形的手是无法良好运作的。中国将继续推动重点领域改革,首要任务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处理好关系”是什么意思——因为每人解释不同——这都是重要议题。

    菲利普·史威格(Phillip L.Swagel  马里兰大学国际经济政策教授): 对于全球化经济,我认为美国做为一个国家,其反应是迟缓的,美国经济对全球化最坏部份是美国的低存款率,以及吸引海外资金速度都比较慢,海外资金进入美国投资也并不是那么方便。

    跟美国比起来,中国在全球经济化的好处是存款率高,尤其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高的。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生产率及经济膨胀率都在往上升,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化状况之下政策执行力很强,这对经济全球化来说是好事。坏的部份则跟好的部分相关,因为中国生产成本较低,相对全球经济化贡献较少,例如盗版问题。

    中国提供了一个稳定、转变的力量。 1990年代末期中国对全球稳定性的贡献,当时它没有让货币过度贬值,避免了全球经济不稳,站在一个财经专家立场来说这是一个正面影响,但未来我相信这种调整会更重要,特别对美欧来说,更需要这样的稳定。而对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会更大。

    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也许北京可以解答,我希望中国能够更开放资金流动,尤其是对于创意人员的尊重,让中国从硬件生产转移到软件生产。

    文一(Wen Yi  美国圣路易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我尊重各位的观点,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中国怎么会成长得这么快,而且持续增长。目前已有学术机构所认为经济成长的基本的先决条件,包括了我们谈到法律体系、法律的透明度,以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利伯维尔场制度等等,都无法解释。

    如果我们以这些条件来衡量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潜力,那么中国经济根本不会崛起,也不会高速增长,甚至有人预测中国会崩溃。尽管过去很多人不断预测中国会崩溃,但显然,中国没有崩溃,显然他们的观点有缺失。还有人会说中国不是真的市场经济,没有完整的私有财产权。但若我们这样来思考中国经济的话,就会有很多国家成为反证。

    举例来说,菲律宾就是最好证明,菲律宾拥抱市场经济远早于中国,但为何在菲律宾看不到像中国一样的迅速增长?拉丁美洲国家早就实施私有财产制,甚至比中国更彻底,也一样没看到经济迅速增长。

    此外,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改革后,乌克兰完全接纳市场经济以及开放私人拥有财产权,整体经济也并没有出现迅速增长的动能。所以现有的经济理论思想受到挑战。

    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总是会自然的形成一些相对同质的不同阶段,得一步一步来。如果从历史来回顾每个工业化成功的国家,我们能发现,每一阶都必须一步一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个阶段。

    美国1820年结束了所谓的农业工业化,然后模仿英国或是采用英国的科技启动自己的工业革命,大约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完成了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但当时却很少有人权的概念。当时印地安人的人权如何呢?黑奴的人权呢?然后美国接下来,全国大量修建铁路,使用蒸汽火车头,并构筑横跨东西岸的铁路,开启了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美国是因为创造了更大的市场,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越英国,并不是因为美国有比英国更好的教育机构。当时美国大学教育却非常落后,没有一个美国教授的文章能发表到欧洲主要学术期刊上,主因是学术研究落后太多。美国当时的研发先锋是制造业,若没有制造业,是不可能在科技研发上领先的。

    到了1940年左右,由于生产力相当高,美国结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迈入“福利国家”,但即使如此,还是需要社会运动来推动。所以到了1960年代,美国民间发起很多民权运动,黑人终于获得话语权,在内战结束100年之后,黑人才争取到投票的权力。直到1994年美国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对女性使用暴力。到了2001年,美国通过的印地安人法案定义了当年美国白人与印地安人武装冲突的历史是大屠杀。因此,包括人权、法律体系等发展,这些都必须一步一步来,随着演化而进步,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设计这样的所谓透明的现代化制度。

    最后重申一点,当我们看未来中美关系,从15世纪开始,全球发展依靠的就是商业精神,或称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文明发展的现代驱动力,因为它鼓励商业贸易活动。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战胜国,还协助重建日本跟德国,还提供资金给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因为中国幅员广大,中国可以接下美国的棒子,以“一带一路”计划,继续推动全球贸易,推动进一步的全球化发展,创造更深、更大的全球化市场。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谢谢各位很精彩的发言。为何大陆比东欧、俄国成功?因为中国导入了“双轨制”的改革系统,可以同时有经济成长,同时也有社会的稳定。

    中国过去30年介绍了许多新制度并取消旧制度,但并未发生内战,这简直是奇迹,怎么办到的?我认为邓小平发明一样东西,叫做“去中央化的实验”,尝试不同方法,只要成功了,其他地方就会跟着学习,所以主导改革的力量来自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央政府只负责调和彼此的矛盾。有些改革创新的事务,原本非法都是非法的。

    就像美国一样,微软及苹果的崛起一开始都是非法的,所以如果你只是透明化既定的法规,反而削弱、打击了原创性,不只是保护拥有财产的权利,已经脱离了旧思维和工业发展的循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循环了。

    要让新产业链改变,与其制定一定规矩,不如有起有落,就这点来讲,我必须说大陆让旧社会有了新生命。面对一个新的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主流发展已与过去不同。现在世界有更多的多样化,因此竞争所带来的是复杂性与多元性,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更加接受这个改变的事实,让不同国家有更多对话,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点及缺点,这些都来自当地文化环境。

    现在,我们有新的交通技术,有更多新的机会让内陆国家及穷苦国家可以发展,所以我非常支持林毅夫教授的新经济思维,也谢谢刚刚文一博士提到的从历史观点创造新思维。当你有了进化就必须重新思考亚当.密斯的贡献。亚当.密斯说商船会很自然的造成交易平衡,事实上是不能的,英国花了170年想要制造交易平衡结果发动了鸦片战争,而美国1970年到现在持续造成的贸易逆差,这些都是同样的问题,其理由相当简单,因为发展是不平衡且复杂的,所以必须要多国家对话,必须要有一个新想法来面对复杂性与多元性。

    沃尔特.罗曼(WalterLohman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该如何分辨「一带一路」背后什么是好的经济、什么是好的发展策略,而什么只是政治、或是一种政策上的形式?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问题非常好,让我想到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的影响力。如果政治决定没有合理的经济想法在背后支撑的话,都会有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在两者间做出平衡。

    沃尔特·罗曼(WalterLohman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所以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系,事实上在于本身的品格思想与尊严。

詹姆士·多恩(James A.Dorn 美国卡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经济架构构成时,我们经常忘记整个产品的拥有权及经济体系结构,我认为,市场应为大众带来正面影响力以及稳定性,基本上,私人权利常会排除公众利益,而私人财产的彼此交易会造成这种影响,所以,一个健全资本市场的运作应对未来资产的产值有正面影响,因为中国经济体系仍由中央集权控制,所以对利伯维尔场来说依然是不好的影响。

虽然中国有中央银行,但背后政治影响力大于经济利益,当然中国的中央银行并非独立银行,所以这是整体结构问题,市场经济应有公益性,须有合理的法律制度做管理,尤其在发展国家当中,中国政府确已尽量退出对于经济的影响,相较二、三十年前的确已退出很多。与其想一个完美的、或合理的经济体系,不如先想想怎样的状况最适合现在的经济体系。

文一(Wen Yi 美国圣路易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我尊重大家想法,但我想做辩驳,所有历史学家无论中外都同意清代经济体系比当时英国或欧洲经济体系好,但是结果呢?

共产党执政后试着从社会计划重新刺激工业发展,逐渐让整个社会成长,因此中国才能开启工业革命。邓小平之后中国经济开始成长,而中国也同时建立新的经济体系,因为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政治体系是在保护经济成长。

从西方来看中国市场化,无论是自由化、经济化、去组织化,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之所以比发展中国家来得好,是因为法律管理上的限制、或控制盗版产品,回到19世纪末,当时美国经济体系也相当混乱,有许多盗版,所以才需要成立法治管理市场经济,从食品、药品、教育、医疗保险到金融体系都需要法治规定,没有这些管理体制,是没办法让市场继续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已多次证明这点。

听众:中国是否即将面对经济撞墙期,因为过度的房地产及经济过度成长?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绝对不是如此,过去新闻媒体都做过这样的预期,但中国经济一再证明这些预期是错误的。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崩盘是因大陆成长减缓,事实上,中国经济减缓是有原因的,跟整体结构有关,而真正造成减缓的原因主要来自外力,这与其他国家经济成长体系有关,例如过度投资。

看看其他亚洲经济体系,包括韩国、台湾及新加坡这些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经济成长也在减缓或下降,比较来说,中国大陆经济体系缓慢受外力所影响,也要看中国内部供需是否足够。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都能维持每年6%的经济成长率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同时GDP也会有双倍成长。

(原文刊载于《多维TW》杂志,下半部关于中国外交及军事政策讨论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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